这种孤立性、保守内部秘密就成为上世纪50年代美国警察文化的特征，并且影响着警察群体与个队的意识与行为。

这种转变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它没有否弃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法制/法治观，而是发展、超越和包容了前者。它们提供了实行法治的规范性依据。

这段关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的韦伯式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丰富内涵，其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中个人专断的危害，而扩展到法律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上。在这里，法律至少享有一种名义上的权威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名义法治，这可以说是中国过去30年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成就。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应当合理，含义尤须明确。对后者而言，名义的法治可以也应当成为实在的法治。这种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未尽确当。

这也是为什么，李庄案，而不是众多涉黑案件中的任何一宗，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成为重庆官方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必争之案。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

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笔者较为赞同此种观点，即南京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层面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作为一个历经外源后发型的现代发展道路的国家，国际背景与环境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蒋介石提出：教之要义，为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违警罚法就是一个展示的窗口。⑥郝铁川：《论近代中国队大陆法系的选择》，《法制现代化研究》丛书第2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03—307页。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

国家主义观念，因契合于中国传统的行政强权及大一统观念，逐步成为了近代执政者拥护的主流思潮之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国民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

以消极制止危害为宗旨的警察行政，亦可以积极参与民众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福利。诚如违警罚法专家钱定宇在1943年违警罚法出台后所言：新生活运动，乃时代精神之表征，为复兴民族之张本，至其精义所在，不外求礼义廉耻表现于日常生活中，亦即求人民衣食住行，均能合乎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等条件，凡此种种，均与警察有密切关系，不隶于风俗或保安警察之范围，即属诸卫生及交通警察之领域。(11)空海：《中华民国制定宪法之先决问题》，《民立报》1912年2月8日。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22)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9、58、64、66、76、77等条。

(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1935年3月之后，直至全面抗战之前，新生活运动进入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即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

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是凡一切足以诱导社会向上，及培养国民爱护国家之意识者，警察均负有倡导之责任。

中国近代的警政建设中渗透着国家主义观念，从而为隐藏在警权背后的国家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于是社会本位理念的传入，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及新生活运动的兴起构成了时代的助力，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的扩张。

(12)孙中山：《民权与国族》，收录于《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95页。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19)王志斌、鲍文彦：《新生活运动的历史定位》，《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

⑦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区别》，《政法浅说报》1911年第20期。(22)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违警处罚的立法扩张是与近代国情政局密切相关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进入第三阶段，转以服务抗战为基本宗旨。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

(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

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

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20)新生活运动与管教养卫政策的基本内涵与实施目的均极为相似，共同成为国民党中央控制地方、加强地方统治的手段。

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⑤戴建安：《民初三大政治势力迅速转向国家主义的原因分析》，《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5期。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